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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luglio

外资当前 网通电讯盈科博弈


没有父母祝福的恋爱是不幸福的。

香港电讯盈科有限公司在第二大股东中国网通声明反对其出售核心资产后,转变态度承认在出售资产前需发股东通函并向中国网通提名的董事咨询。

6月21日,电讯盈科再次发出公告,证实提出收购其核心资产的两家外资公司为澳大利亚麦格理集团及美国新桥资本。公告同时承认,电盈寻求出售电讯、媒体等核心资产及其他任何资产时,需先向中国网通提名的董事征询意见。

此前有消息称,电盈认为交易只在子公司层面进行,不涉及电讯盈科的股份,因而中国网通没有阻止交易的合同权利。

6月19日,电讯盈科发布的公告,也只称公司接到独立第三方收购其大部分电讯及媒体资产的交易请求。并称电盈已经委任雷曼兄弟亚洲投资有限公司为本交易的财务顾问。随即引起中国网通的强烈反弹。20日晚间,中国网通母公司网通集团发表声明,称不支持交易。

电盈将于22日复牌交易,目前尚不清楚电盈态度转变的原因。

外资收购资本当前,网通与电讯盈科之间的博弈耐人寻味。电讯盈科已经数度公告停牌,不过由于存在众多不明朗因素,交易能否最终达成仍是未知数。

野蛮人凶猛

消息最早源于19日电盈发布的公告,称公司获得独立第三方收购收购电讯盈科附属公司的资产和股份来达成收购其电讯及媒体资产的请求。当时电讯盈科并未透露该独立第三方的身份,不过随后即有媒体证实该独立第三方为澳大利亚麦格理集团。随后,来自美国的私人股本竞购者出现。两家竞购者均在21日的公告中被证实。

据香港及英文媒体报道,麦格理集团及新桥资本的出价分别为400亿及500亿港元,不过目前为止电盈并未证实价格,称以上两个出价“属猜度性质”。

在通常被称作“门外的野蛮人”的私人资本面前,中国网通集团采取了抵制态度。20日中国网通发布的声明称,网通集团不愿意看到由香港人拥有和管理的电讯盈科公司或其主要资产的状况发生任何变化。

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电讯盈科在19日的建议交易公告及网通集团20日的声明,均未提前知会对方。

李泽楷通过控股电讯盈科的第一大股东盈科拓展,持有电讯盈科22.7%的股份。中国网通2005年成为电讯盈科第二大股东,以总价79亿港元持有20%的股份。

香港凯基证券分析师蔡铁康称,李泽楷在香港企业界素有资本运作高手而非企业经营高手的称谓,此时电盈正值恢复正常盈利水平时,是卖出的绝好时机。

摩根大通发表报告称,目前电盈核心资产价值被低估,目标价应为6.1港元。摩根预测李泽楷将借出售电盈核心资产退出电讯业,专心经营地产。

此前李泽楷也曾出手套现。2004年5月,李泽楷将日本电信转手,短短九个月获益达9亿美元。

中国网通以5.9港元买入电讯盈科时,也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市场对电讯盈科发展的预期和信心。

博弈仍在继续

但对中国网通而言,这绝不是一单买卖。2005年入股电讯盈科时,是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进入,因此当时电讯盈科承诺不出售资产,即若出售10%以上的固网资产,必须征得网通同意。电讯盈科目前为香港第一大固话运营商,市场占有率约60%以上。

虽然网通目前处于被动地位,但其第二大股东的权利得以确认。然而,交易的不确定因素仍有很多,最终能否达成仍取决于双方博弈的结果。

凯基证券的蔡铁康认为,通过法律技巧绕过网通入股时电盈做出的承诺是危险的,交易极有可能引来网通的诉讼。

中国网通集团新闻处人士称,网通的态度在声明中已经表明,网通正在紧急研究对策。显然,单靠声明警告无法阻止电讯盈科进行交易。

电讯盈科在21日的公告中承认,目前与麦格理集团及新桥资本的磋商能否落实为交易,仍属未知之数。

收购方的外资背景被认为是最大的障碍。网通认为,外资收购将对电讯盈科自身发展产生重大不确定性影响。

据业内人士分析,外资对香港电信业的兴趣由来已久。此前就有新加坡电讯跟大东电报局洽谈,但最后因为外资身份未获成功,李泽楷也因其港资身份获得香港电讯公司并于2000年成立电讯盈科。

网通内部人士评价说,中国网通2005年业务总量为1027亿元,完全有实力收购电盈。不过目前网通仍未发布增持的计划或者参与竞购的消息。

分析人士认为,现在最大的不明朗就是政府会否插手这项交易。网通虽然身处被动地位,但态度强硬,以其声明的理解也被泛政治化。分析师认为其背后是中国政府的态度。

此外,由于盈科拓展和中国网通加起来的股份不到50%,必须召开股东大会获得五成以上的股东同意才能进行交易。蔡铁康分析说,若以600亿港元的价格达成交易,则每股价值将接近8港元。“出售的价格越高,派出的分红越高,则来自小股东的阻力越小,交易成功的可能性越高。”
31 ottobre

过去的中国记者

“切口”梗概
汪朗/文    《财经》杂志/总145期    2005.10.31 06:01 
  
     切口即“黑话”。在新闻检查盛行的年头,一些记者也使用过“切口”

     中国高人常有异秉,甚至可与异类沟通。据说孔老夫子的高徒兼爱婿公治长便通晓鸟语。某年某月某日,曾有一鸟向他报信:“治长,治长,南有死獐,子食其肉,我食其肠。”公治长先生照此办理,落了个皆大欢喜的双赢结局。
     不过,公治长尽管懂鸟语,却未必明白所有的人话。比如,什么是“天王盖地虎”?什么又是“宝塔镇河妖”?除非他老先生当过“胡子”,不然对于《智取威虎山》中座山雕与杨子荣见面时的这番对答,定会一团浆糊。因为这属于土匪的“切口”。小说《林海雪原》的注解中,有这两句话的解释。前一句是“你好大胆!敢来气你祖宗”;后一句则是“要是那样,叫我从山上摔死,掉河里淹死”,与字面意思全然不搭界。
     切口,是指帮会或某些行业的暗语,也称“黑话”。此处之“切”为第四声,不能照“切瓜”“切菜”来念,不然便成了外科医生开刀时的术语。江湖人士将这类黑话通称为“春点”。“春点”相当于通信密码,有了它,江湖同道便可彼此沟通,把外人蒙在鼓里。例如,有一“金点”(算卦的)要给某人算卦,熟悉该人情况同行便会在一旁念叨:“空子,念攒子,老戗是个海翅子,杵头儿海。”这段话中,“空子”为外行;“念攒子”为没啥心眼;“老戗”是父亲;“海”为大,“翅子”为官,因为过去官帽上有帽翅;“杵头儿”是钱。其意思就是:“这家伙是个外行,没啥心眼,父亲当着大官,钱多。”于是,“金点”在装模作样掐算一阵后,寥寥数语便能切中要害,说得“空子”心服口服,乖乖将“杵头儿”掏出。
     “春点”向来被江湖中人视为核心机密,故而行内有“宁给一锭金,不传一句春”的训诫。不过,任何密码都难免泄露,黑话也不例外,不然杨子荣也混不进威虎山。黑话有时另有功用。在“天王盖地虎”尽人皆知的“文革”时期,北京中学一些闲极无聊的男生居然私下开展了“选美”活动,并将五官周正长相俊秀者称为“盘儿亮”。这个词其实很“黑”。过去江湖上把脸称为“盘儿”,把好看称为“亮”,并由此构造出许多词语。长相丑为“盘儿念撮”,长得黑为“乌鸦盘儿”;见面叫“碰盘儿”,丢脸则为“抹盘儿”。在那个表达人类美好感情的用语大都被视为异端的特殊年代,仍有“念攒子”敢玩儿花活儿,甚至把黑话都倒腾出来了。中国有些人实在是“轴”。
     “切口”不仅流传于江湖,官场也有之。晚清宫廷中便有一行话——“叫起”。叫起,既非今天旅馆的叫早,也非父母防范幼儿尿床之举措,而是皇上太后召见大臣的专门用语。此处之“起”,是一拨两拨的意思。每天皇上用早餐时要翻早膳牌,把拟召见的大臣按职位高低和奏事的重要性依次排列,饭后便开始“叫起”。一般“头起”为军机大臣,以后“各起”则是各部部长和准备外派的高官。如果某官员不在该“叫”的那一“起”上,或越次而叫,或应叫而未叫,其地位便会出现变化。因此,“叫起”是观察大臣得宠或失宠的重要场合。早膳而外,皇上晚膳时也要翻一次牌,所决定的则是当晚由哪位后妃“侍寝”。此事虽无涉公务,但同样关系到某人之得宠与失宠,故顺带一提。
     在新闻检查盛行的年头,一些记者也使用过“切口”。据当过《文汇报》总编辑的老报人徐铸成先生回忆,1926年《大公报》在天津复刊之初,对于北伐的报道总比别家报纸快而真实,因而受到读者欢迎。盖因报馆经理兼副总编辑胡政之事先与驻汉口的记者约好了一个密本,把重要一点的地名、人名、北伐军和军阀部队的番号都编了号码。北伐军以“纱布”为代号,军阀的部队则以“粮食”为代号。比如,北伐军攻克南昌,北军退守九江,记者便会发出电报:“龙头一号(指某某军)细纱涨至253;三级杂粮跌至二元六。”当时,天津虽由北军掌控,但电报局的检查官绝对想不到这种电报另有玄机。报馆编辑将其“破译”后,这些新闻就源源不断出现在版面上。
     还有一次,是在1930年。当时阎锡山、冯玉祥等在北平组织了“扩大会议”的反蒋政府,他们和蒋介石都派了一批代表,去沈阳争取张学良的支持。正当北平要人得知张学良将参与“扩大会议”反蒋而为此大肆庆祝时,《大公报》忽然报道张学良已决定拥蒋,不日将派兵入关。原来,此番胡政之亲自出马去探访张学良的立场,行前他与总编辑张季鸾约定,如坐实张学良决定拥蒋出兵,便发回一电:“请汇款三百”。《大公报》接此电报后,立即刊出这一独家消息,震动了中国政坛。
     中国过去的记者,有的其实也很“轴”。

 

25 agosto

生命与金钱,孰轻孰重

多少钱能换一条命?

这是个蠢问题。貌似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多少钱都换不了一条命。

 

今天早上从参考消息上看到“多少钱也抵不了一条命”的标题时,心头一震。我们报道煤矿安全话题(应该说是矿难事故)的最高境界是提出“矿工遭难,矿主发财,政府买单”。一次次的事故,死亡人数让人已经麻木;无休止的讨论也让话题发散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可这背后缺了点什么。

 

这所缺的,就是上述新闻标题所显示出来的。是在金钱和生命不平衡的天平中,几乎被忽视的人的生命。金钱永远挣不完,经济利益追求没有止境,而生命不管是矿工、矿主还是政府管员的却只有一次。

 

在对金钱贪得无厌的追求中,在对经济利益厚颜无耻的追求中,生命,被忽视,被遗忘。只是在偶尔被提起时,让人心里冷到发颤。

 

最无耻的是,政府监管部门的管员,在煤矿中持有股份,为安全不达标的煤矿撑保护伞。这股,这钱,拿得可真够黑。想想让人羞愤难当,齿冷心寒。

 

新华社驻堪培拉记者米立公在这篇报道中引用采访对象的一句话说:“煤矿安全说到底是一种文化”。严厉的监管创造了安全的工作环境,严格的培训使员工做出正确的安全决定。

 

想想吧,我们最早的电视公益广告词“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已经沦为一句过时的口头禅!

 

 

16 agosto

汪光焘:年轻人买房应量力而行 不能都搞大房子

本报北京8月15日电(记者张可佳)“我们国家土地资源非常有限,大城市人均用地只有100平方米。我们不可能都搞大房子,大房子要多少空调支持?”日前,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做客央视《对话》节目,希望“年轻人应当考虑自己的付款能力,购买与自己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房子”。

汪光焘说,刚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所调查的17个省市中,北方90%的住宅建筑已按节能标准设计,但只有30.6%的建筑实现了设计标准;中部仅19%按节能标准设计,其中14%得以实施;南部最差,只有11.2%的住宅建筑作了节能设计;在南北交接地区,节能设计占58%,而施工验收后只有23%按设计完工。

对于调查中暴露出的房地产开发商不按国家节能标准施工的普遍问题,汪光焘强调,国家法规必须执行,没有条件可讲。一些建筑商抱怨节能建筑增大了成本,而“法定的要求不存在市场问题,也不是额外成本”。他说,当然,国家同时还有经济政策引导,各地政府都要积极推广节能的新技术,鼓励在节能方面领先的开发商,给他们以政策优惠和奖励。

24 luglio

梁启超同学的网名

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部分主要笔名: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
大家还知道哪些人的“网名”。可以补充。
 
21 luglio

不能与不为--事关网络实名制

 
不能与不为
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真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非不能也。
太山,就是俺们山东的泰山了,号称五岳之首,并且有"登东山(蒙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名言。所以,你可以想象胳肢窝里夹着泰山飞跃过北海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我想,即使是我最喜欢的孙悟空恐怕也难以做到。
当然,这与为长者折枝根本没有什么可比性。孟子在这里把它们相提并论,根本就是强词夺理。他是为了从道德上批评"能而不为"长者折枝的行动。
而有时,能而不为,确实是一种难得的明智和宽容。
比如政府可以采取严格的管理,而实行网络实名制。但如果不实行,我认为更明智。
(啰里八嗦说了半天,才说出我的真实目的是反对网络实名制。这样的风险是将为我赢得两个骂名,其一曰啰嗦,其二曰阴险。呵呵)
有人说,韩国已经实行实名制,我们要不也学习一下吧。向邻居学习是对的,关键是看学什么,怎么学。
要做到实名,动用国家机器是可以做到的,但能而不为更重要。学习韩国实名制,我是坚决反对的。首先最重要的一点,韩国实行实名制,决非从便于管理的角度出发,而是出发于政府的基本功能-服务,为其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网络游戏产业而服务。
而如果我们为便于约束和管理网民的网上行为,而实行实名制,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可能学到形似,但无法神似,因为你的原意跟人家是不同的。这样也不符合拿来主义的精神。
从这一点上,我坚决反对我们搞网络实名制。
关于网络实名制,请点击腾讯QQ将试点实名制
关于实名制的讨论,请点击各家观点
另一个理由,明天再说。
05 luglio

家禽宰杀专家助亚洲抗击禽流感 --wsj

家禽宰杀专家助亚洲抗击禽流感
2005年06月29日21:05转知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5岁的时候,哈姆·凯泽布林克(Harm Kiezebrink)住在荷兰的家庭农场里,那时,他很奇怪为什么父亲经常叫他去孵卵室用一个大大的塑料鼓形桶把刚刚孵出来的小公鸡溺死。

答案是:幼小的公鸡将来不会下蛋,它们的肉太瘦,不好吃,所以要被杀掉。

现在,凯泽布林克的家族企业把杀死的小鸡卖给动物园和养鹰人。此外,他们还开发出一套高效的杀鸡技术。

如今,凯泽布林克成为这个不同寻常的领域里的专家,他把这些技术带到那些有迫切需要的地方:正在抗击禽流感的亚洲国家。他还把自己的家禽宰杀机带到那里,如AED-100。这台机器每小时能宰杀1万只家禽:抓住家禽的爪子,把家禽的头部从一个通电的水池中拖过。“如果你想在1小时内杀掉100万只小鸡,你会怎么做?难道用手吗?”他说。

迅速宰杀大量家禽的技术近来又有了新的需求。禽流感目前正在亚洲横行,不仅被感染的家禽会死亡,人类也可能被传染而丧命。尽管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这种病毒能在人和人之间轻易传播,但科学家们认为病毒有可能产生变种而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当病毒爆发时,卫生当局的回应往往是命令周围地区的农民把鸡、鸭、鹅全部杀掉。至今已经有数百万只家禽被宰杀。

短时间内宰杀那么多的家禽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当局的压力下,农民把饲养的家禽塞进麻布袋,打死、活埋或者放火焚烧。而凯泽布林克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是欧洲--假如说不上是世界级的话--最出色的禽鸟宰杀专家,”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北京发言人罗伊·瓦迪亚(Roy Wadia)说。瓦迪亚和凯泽布林克在中国一起工作过。

过去两年,凯泽布林克和十多个国家的卫生官员合作,包括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墨西哥、越南、中国和泰国,研究怎样在家禽接触到病毒之前安全而迅速地把它们除掉。

凯泽布林克的咨询工作为他推销家禽宰杀机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平台。到目前为止,这些机器的价格--高达60万美元--对那些潜在客户来说还是太高了。

凯泽布林克说,强烈的个人感情驱使他从事今天的工作:他的父亲生前也是家禽专家,在1997年死于一种奇怪的流感,终年64岁。凯泽布林克认为是禽流感所致。

今年46岁的凯泽布林克以前并没有打算从事跟家禽有关的工作。他说,小时候很害怕被迫去把小鸡溺死,虽然那时候没有跟任何人谈过他的感受。长大以后,他憎恨家里的农场,而他的家族在这个农场上工作了100多年。

他72岁的母亲安其·凯泽布林克(Anky Kiezebrink)回忆说,那时候把小鸡溺死的确让儿子很不安。“他总是想方设法用别的方法来杀死小鸡,”她在荷兰Putten的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说。

到了17岁,凯泽布林克离开了农场,到外面学习机械,有一段时间在一艘邮轮上工作,邮轮在北欧和俄罗斯之间运送化学药品。那时,他坚信再也不会跟小鸡有什么关系了。“我很想离开那里,越快越好,”他说。

20岁出头的时候,凯泽布林克换了好几份工作,后来当了保险顾问。但1995年--离开农场20年后--父亲打电话来,叫他回去帮帮家里的生意。

母亲对儿子的归来一点都不感到惊讶。”鸡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联,深至血脉,”她说。“我们天生就是和鸡打交道的。”

凯泽布林克帮助弟弟哈诺(Hanno)料理业务。他们的家族公司Kiezebrink International位于Putten。他们把只有几个小时大的小公鸡杀死、冰冻,然后运往欧洲各地的动物园,用来喂养猫头鹰、猎鹰等食肉鸟。1公斤的冰冻鸡肉大约卖1.2美元,去年他们大概卖了3500万只小鸡。

凯泽布林克的父亲过去经常到其他农场去给别人提供咨询服务。1997年,他前往印尼的一个农场,教那里的工人怎样判断只有几个小时大的小鸡的性别。

回来后,他患上一种像流感一样的病,很快就发起了高烧。回家后12天,他就去世了。

确切的病因一直没有弄清楚。荷兰的卫生官员得知他曾经在印尼接触家禽后便开始调查死因,并把死者的器官送到鹿特丹的实验室去检验。凯泽布林克说,调查结果没有定论。

但凯泽布林克认定禽流感就是罪魁祸首。凯泽布林克给目前正在受禽流感威胁的国家提供咨询服务,而正是父亲的死给他的工作注入了情感动力。据凯泽布林克的一个同事称,在举办关于禽流感预防问题的讲座时,凯泽布林克甚至双眼含泪。

父亲去世后不久,凯泽布林克以自己的名字开了一个家禽宰杀顾问公司,名叫Herman Kiezebrink Institute。公司是营利性质,位于荷兰的瓦赫宁恩,目前有120台宰杀机,10多个员工。

2003年,荷兰爆发严重的禽流感,当局下令大批屠杀家禽,凯泽布林克和他的新公司应邀参与行动。

凯泽布林克和其他承包商一起工作,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在荷兰和比利时宰杀了4,000多万只家禽。之前,凯泽布林克在几个沙门氏菌爆发的地区宰杀了一些家禽,使用的是一种新型的二氧化碳宰杀机。参与荷兰的这次大规模家禽屠宰行动提升了凯泽布林克的知名度。

从那以后,经常有人来找凯泽布林克。2004年初,凯泽布林克与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在泰国和越南展开合作。这两个国家一直在和频繁爆发的禽流感病毒做斗争。

2004年初,中国卫生官员正疲于应付江西省爆发的禽流感,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也迅速赶来调查考核屠宰行动的做法,这些专家中就有凯泽布林克。他建议使用成群的动物作警戒物,以判断给家禽注射的疫苗是否起作用。他还建议官员在死去的家禽身上撒上氢化钙,并盖上30多厘米厚的土,防止进一步感染。

卫生组织的官员称,他们知道凯泽布林克在担任顾问的同时也在试图推销自己的机器,但认为问题不大。“这个领域很少有专家能达到这样的水平”,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发言人瓦迪亚说。

凯泽布林克还向官员推销他的AED-25,这是一种能电死家禽的移动装置,售价大约6万美元。他承诺这个工具的效果更好,而且更有效。据参加凯泽布林克产品介绍会的江西省南昌市兽医局的官员谢东辉(Xie Donghui)表示,中国官员对这个装置很感兴趣,但价格太高了。

近来,凯泽布林克一直在研究开发一种便宜一点的机器型号来卖给中国人。他希望能揽下一个大单子,把仓库里的几十台屠宰机全都卖出去。可是他又非常担心禽流感会席卷全球,到哪儿都要带著Tamiflu防病毒药物。“一点错都不能出,否则可要赔上性命,”他说。